原创

还有,

四码电报法持续的时间相当长,一直到1925年,才有注音字母电报法在东北实行了一阵;到了1949年,全国改用拉丁化新文字电报;到了1958年,改用拼音电报。但四码却始终牢牢把持着主流,直到电报消亡。
可怎么釜底抽薪,也是一门艺术。给的条件太低,人家不干;给的条件太高,自己又吃亏。最后想出办法的不是盛宣怀,也不是郑观应,却是一个本来与此事无关的曾纪泽。
走地线的好处第一可以保证信号稳定和线路质量,不用担心风吹雨琳;第二也免去意外损毁的麻烦——自从丁日昌、李鹤年之后,老百姓们对拔电杆兴致高涨。不过地线技术尚不成熟,无法应用于长途线路,好在从厦门海滨到田尾没多远,正合用。
最后是慈禧一贯看不起,却又恨又怕的日本帝国,慈禧发电云:
凭借这一次漫长的电报谈判所收获的权利,海旱线相接巨大的经济利益很快凸显了出来。1882年,中国电报局的电报费收入为6万余两;5年后上升为41万余两;又5年达63万余两;到1895年上升到115.5万余两。
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宣战诏书》,同时向12个国家宣布开战,史无前例。宣战后,清廷将《宣战诏书》转电各地,并命令沿江、沿海各省“召集义民”、共御外侮。
以上委曲情形,及中国万不得已而作此因应之处,盖大臣等各将此旨详细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现仍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剿办。各该大臣在各国遇有交涉事件,仍照办理,不得稍涉观望。将此各电谕知之。”
中国传统称太子为“储君”,也叫“储贰”或者“储副”。黎元洪当选副总统以后,他给袁世凯回了一封感谢通电。饶汉祥大概是觉得副总统这名字太白,不够文雅,就从古籍里挑出一个词来,在电稿里称“元洪位备储贰”,哄传一时。没法儿不哄,他这一“储贰”,把堂堂中华民国的副总统当成了总统的“太子”——别说那时候袁世凯还只是个不能世袭的大总统,就算后来称了帝,太子之位尚有袁克定呐。
儿子五岁即读长篇历史小说,大学想攻文史,结果却读了通信工程专业,又到大河网从事技术工作。知子莫如母,我欣赏他的文学灵性,明白他的理想守望,却没有竭力促成他的文学梦想,原因在另一篇文中谈过:“怕是我的文学生涯勾惹了他,怕他早早学了文人的做派而又练不就文人的能耐,怕他滥用了文人的感情而又长不硬文人的风骨,怕他贪图文人的风流而又经不起文人的艰辛。”如今新书付梓,儿子一偿夙愿,我密云不雨的心头终于下了第一场雨。
英国首相萨利斯堡(Salisburg)也被惊动,发公文给龚照瑷与马格里,要求立刻释放孙中山。这时候中国使馆终于扛不住压力,马格里只得亲自出面,在10月23日把孙中山送出使馆,交到康德黎和英国外交部代表手里。至此孙中山被困使馆恰好12天。
这一番言辞入情入理,说动了柯尔。第二天,10月16日,柯尔趁送煤的时候,在煤篓里留了一张字条,孙中山就在纸条上写下自己的处境,连同身上唯一的二十英镑交给柯尔。
可是它却欠缺临门一脚,上海方面可从来没说过允许这玩意接进来。大北公司有点雷诺的脾气,喜欢造个既成事实。他们先一口气把外接海缆铺完了——反正公海你管不着,至于近海,当时的清朝官员觉得只要不经陆地就对中国主权无损——然后一手掐着一个线头找上海的官员来申请登陆。
故事跳回到同治四年,1865年。前面已经说了,利富洋行私设电报线路不成,被丁日昌整得灰头土脸,吃尽了哑巴亏,策划者雷诺黯然回国。雷诺当初还曾经进了一批电报线材料,这回全砸在了洋行手里,成了鸡肋。东西是好东西,也挺值钱,就是没人买。就算有人想买,光运输费也喝一壶的。这些东西只好存在上海码头的货栈里,空使蒙尘。
饶汉祥的风格与黎元洪非常搭调。他最喜欢读《出师表》,所以文风总带点诸葛亮式的悲壮慷慨,与黎在民国的心境十分相似。黎元洪这一辈子先被袁世凯欺负,又被段祺瑞和徐树铮欺负,被张勋利用,又被曹锟和吴佩孚耍,心有不甘也无可奈何,可以说是一肚子苦水。
于是慈禧立刻召来总理衙门,开始频频向各国元首发去电报,想来一个长袖善舞,周旋于万国之间。
盛胡二人,一个被称为“商父”,一个被称为“商圣”,在性格上,两个人也正好是相映成趣。盛宣怀生平不苟言笑,严肃深沉;胡雪岩却是为人温和,善于倾听。平常我们说“瑜亮之争”,这两位之间的关系还真是与周瑜和诸葛亮相差仿佛。只可惜,胡雪岩虽然比盛宣怀年长20多岁,扮演的却是周瑜的角色。

邮传部的政治职能,大致相当于我国建国初期交通部和邮电部的合体(邮电部98年改名信息产业部,08年改称工业和信息化部,其政府职能亦随之有所变化),它的前身,就是我们屡次提到的,由盛宣怀主持开办的电报总局。
大北公司眼看煮熟的鸭子飞走了,恼羞成怒,唯一能作的只有取消自1871年就实行的中国政府公务电报免费的福利,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聊作报复。恒宁生临回国前,给盛宣怀发了份正式公函,称“自十月初三日为始,所有中国头等官宝报由大北电线寄发者,须照章付足电资,方为发报”,羞愤之情,溢于言表。
可见丁日昌有勇有谋,惯于用洋人的规矩压迫洋人,整了你还让你说不出话来。碰上这么一号内外通吃的强人,巴夏礼尚且走不过几回合,雷诺一介小小洋行的经理,下场可想而知。
当时胡雪岩探知盛宣怀的举动后,抓住左宗棠正从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行走转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的良好时机,向左提出应该抢先设立电报,压一压李鸿章的风头。胡雪岩还进一步备细说明电报的政治、经济意义,认为如果开设电报,一定能形成源源不断的创收新途。
对于生手来说,这种东西用起来十分痛苦,但如果熟练以后,速度就能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那个老译电员一样,斜眼一瞥,脑子里就自动跳出相应文字来。咱们国家现在电报业务接近取消,很多老资历的电报员改用电脑,他们改不了老习惯,仍旧用电报码输入法打字,一分钟也能打到90多个字。
丁日昌当时适逢母亲丁忧,在家守孝不能理事。上海道的官员虽然对于洋人在海面上的工程无可奈何,却坚决拒绝电报线上岸,并援引丁日昌当日立下的约定,让前来抗议的洋人哑口无言。
康有为看到光绪心意已定,只好把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等弟子召集过来商议,这些学生也都纷纷劝老师外出避祸。康有为很犹豫,因为他们正在策划兵变,想借袁世凯的新军杀掉在天津的荣禄,然后包围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在这关键当口,主脑人离开不大合适。谭嗣同说老师你先离开,具体筹划有他们这些学生负责。康有为表示好歹把袁世凯拉拢过来,他走也走得放心。当时袁世凯已经与维新派走得很近,维新一党受光绪衣带密诏的时候,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也在侧,只是他本人从来没表明过立场,让康有为很不放心。
自从衡阳一役后,吴佩孚领略到了通电的威力,这小小的电报简直就是钱学森,能顶五个师。从此他通电不断,不光打仗的时候发,就连国内有个风吹草动的时候,事无巨细,他也见缝插针发个通电。山东事件时,他通电谴责;五四运动爆发,他通电声援学生。1923年,北京政府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打算将参众两院迁往紫禁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改造成日常办公及召开会议的场所。吴佩孚立刻发布通电,强烈反对,故宫因此得以保存下来。还有传说他赋闲在京的时候,曾经撺掇张学良把故宫文物卖去外国以济军费,不过此事出自曹锟秘书的记载,未必属实。
因此这份战果,李鸿章在向清廷为其请奖的折片中,特意盛赞了盛宣怀主持中国电报局的业绩:“沿江沿海各省电线系派布政使衔直隶候补道盛宣怀总理其事,该道首赞成议,会商各省地方官次第筹办,事属创始,而规划精审,调度悉合机宜,用能妥速告成,远近无忧。复以经费有常,劝集华商巨款,将各省正线改归商办,俾公家久享其利,商人亦获什一之盈,实能裨益大局。各国觊觎已久,英丹电报公司且于九龙及上海至吴淞安设陆线,方谓非常之举,中国末必果行,遂群起相争,多方挠阻,该道奉饬设法抵制,相机操纵,一面集资赶设沿海陆线,使彼狡谋废然中止,保我自方之权,尤于国体商情所关匪细。今线路绵亘万数里,京外军谋要政瞬息可通,成效昭著,其功实末可泯。该员才具优长,心精力果,能任重大事件,足以干济时艰。”
但经元善却发古人所未发,开创了中国政治史上前所未见的手段——通电上书。
没过半个月,一代枭雄病死了。据说他死前口称“他害了我”,不知是指太子袁克文,还是指这个背信弃义的陈宦。当时有一副陈说此事的对联:“筹安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其实汤芗铭、陈树藩两个人只是凑中药名的填头,真正起关键作用的,还是这个“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的陈宦。
李敖讲过一个故事。1948年的时候,中国海军在南海抓了一个大海龟,各大报纸都把这当奇闻轶事来报道。但其他报纸都说抓到的是玳瑁,唯独《世界日报》驻上海记者说是乌龟。当时的主编成舍我大怒,发去电报责问,全文仅10个字:“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何也?”其对字数的计较,可见一斑。
自从大北公司开了这个不好的先例以后,大东公司和其他列强公司也纷纷开始效仿。一晃数十年过去,大北公司在厦门如法炮制,从香港-上海线接出一条支路旱线。紧接着大东公司也在香港和上海之间设置专线,顺便打算福州也一并捎上,一口气与印度连通。其他各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一涌而上,无不私接回路,暗上旱线。
他为了寻求更好的技术与资金支持,曾在1844年向英国海军建议使用电报。然而英国海军拒绝使用惠斯通电报,他们对五针电报机的缺陷知之甚详,不放心把大英帝国的骄傲交到这么一个小玩艺儿手里。可惜的是,英国海军敏锐地洞悉到它的缺点,却无从觉察其中蕴藏的巨大潜力,结果他们仅仅只是生硬地给惠斯通回复说:“除了现有通信系统以外,我们不打算使用任何电报。”
这一篇通电也确实是好文章,雄浑大气,跌宕起伏,用典精致。读罢只觉得黎元洪真是民国第一伟人,谁又能想象他在武昌起义时惊慌失措的可笑表现。
他嗜好在北京各大酒楼请客,而且特别怪的是,每回都跟政府高官设宴的时间重合。有一次段祺瑞和张志谭、曹汝霖几个内阁成员去北京饭店吃饭,邵飘萍就把隔壁包下来,把耳朵贴着包厢墙壁,边听边在电报纸上抄好。每抄好一段,他就把电报纸递给守在门口的自行车夫,车夫骑着自行车送到报馆,报馆发电到上海总馆。第二天内阁成员上了班,端起茶展开报纸刚看一眼,一杯茶全喷出来,自己昨天席间的话,今天就已经上了《京报》了。这份效率,现在也没几家报纸能做到。
1913年湖北都督府改组,饶汉祥从内务司长升到了民政长,在就职布告里说“汉祥,法人也。”他想说他奉行的是法家思想,可惜省字省错了地方,变成了法国人,被传为笑谈。后来章太炎特意拿他“储贰”那件事和这事儿作了一副对子:“黎元洪篡克定位,饶汉祥是巴黎人。”
我渐渐懂得儿子了。他九岁时,被台湾作家柏杨称作“小小友”,一起谈论柏杨文集。他十二岁时,请作家二月河伯伯开列必读历史书目。如今,人生航道弯弯曲曲,激流仍然冲出了一条奔向理想的河床。可见,人的热爱是任何力量都遏止不了的。相信年轻人吧,后生可敬,后生可畏。如今的千千万万年轻人,连人生的第一桶金都还没有掘到,甚至还正阮囊羞涩,在浮嚣沉重的现实生活压力之下,像红尘中的虫蚁一样奔忙,每天按部就班地打卡,加班,挣薪水,评职称,供房子,跑关系……
尤其是在上海居住的商行们,对于此种困窘感触最深。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作为5个通商口岸之一,最为繁忙,商机纵横,商人们对于电报业务的需求日渐增加。这些需求反馈到了各国政府,于是各国政府责成驻上海的领事们来促成上海至吴淞、川沙的电报线路。可惜清政府在这一方面表现出了罕有的强硬作风,谁来说都坚决不准,连一贯与清政府关系良好的江海关税务司狄妥玛都碰了一鼻子灰。
当时全国如同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反帝情绪蓄积到了极限,只欠一根引线。云南一宣布独立,正如平地里响起一声惊雷,登时引燃了全国的反袁浪潮。一时间各地都纷纷通电独立,斥责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行径。

自从大北公司开了这个不好的先例以后,大东公司和其他列强公司也纷纷开始效仿。一晃数十年过去,大北公司在厦门如法炮制,从香港-上海线接出一条支路旱线。紧接着大东公司也在香港和上海之间设置专线,顺便打算福州也一并捎上,一口气与印度连通。其他各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一涌而上,无不私接回路,暗上旱线。

自从这封通电公开之后,陈宦就一直霉星高照,完全丧失了政治智慧。他先被撵出四川,狼狈不堪地回到北京,然后府院之争时又站错了队,问黎元洪要湖南督军的位子,以致与段祺瑞彻底交恶;后来他得罪了大将傅良佐,还跟部下冯玉祥结梁子结到大拆铁路的地步,最后弄得四面楚歌,被迫引退,从此再未复出,淡出了历史舞台。

尤其是在这两封通电里,吴佩孚只字不提南北对错如何,只说国家要谈判,人民要和平云云。这样南方觉得吴佩孚是知己,是个大好人;北方最多觉是他不过主和派的一条枪,不至于到叛乱的程度;懂政治的老百姓看了,更会对为民请命的吴将军感激涕零。这一石数鸟、脚踏三船的通电操作,尽显吴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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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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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
你会发现原来自己周围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
心静

余生要牵手的意中人。

之五
这份心动,
廖凇
只是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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