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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爱,

更加难得的是张冀牖虽然出身旧式家庭,却有一颗开明的心,对子女的教育和恋爱从来不做限制。曾经有人托媒人向他提亲,他笑嘻嘻地说:“儿女婚事,他们自理,与我无干”,这在当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风气下真是难得。他给四个女儿取名为元和、允和、兆和、充和,每人的名字里都有两条腿,就是寄托了希望女儿们能成为独立、自主的新女性的心愿。为了避免子女受到家族不良习惯的侵袭,他还学习孟母三迁,从老家合肥先迁上海,后来又搬到了风景秀丽的苏州定居。
1881年,盛宣怀家中有事,请假回南方。恰巧此时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政府命在籍守制的李鸿章赴天津部署军事,李鸿章也急招盛宣怀销假回津。由于牵涉到中日两国在朝鲜利权的争夺,各国对此事都很关注。壬午兵变期间,由于现有的通讯方式效率太低,英、法、德、美各国纷纷要求清廷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还要求添设由上海至广东各口及宁波、福州、厦门、汕头的海线。
其实莫尔斯在电报机上的造诣,并不出色,技术含量也远不及科班出身的惠更斯,还得靠另外一位技师阿尔弗雷德·崴尔的帮忙,才制造出可以实用的设备。但莫尔斯真正的贡献在于,让电报信息由空间组合变为时间序列,解决了电报技术实用化中最大的难题。
中国最早出现的中文电报编码,是一种所谓“四码法”。发明者已经不可考,最先把这种办法整理出来是在1873年,一个驻华的法国人威基杰参考《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选了6800个汉字,编成《电报新书》,后来郑观应把这本书改编了一下,使之更适用于中文,增加了更多汉字,改名叫《电报新编》。从此这种“郑码”便成为中国电报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的系统。
可吴佩孚的通电手段纵然神妙无比,却偶尔也有阴沟里翻船的时候。直奉二次大战,吴佩孚打了封电报给张宗昌,劝他倒戈叛离张作霖投向直系,在电报里极奉承之能事,还拼命拉老乡情谊。结果呢?张宗昌这个大老粗一点不含糊,当即给他拍回一封,里面说:“要我倒张,你要倒曹,要做王八蛋,大家一起干。”
可是呢,上海政府对电报的态度很明确,绝计不允许这种申请。利富洋行先请当时的英国总领事巴夏礼出面申请,被坚决拒绝。利富公司驻上海的头头雷诺是个富有冒险精神的英国人,他觉得反正中国人软弱好欺,不妨搏上一搏,先造个既成事实。于是雷诺横下一条心,拍出一万两白银,从英国进了一批电报材料,找来两个德国技师,外加雇来的二十几个中国民夫,都集结到了上海租界与吴淞口之间的地段。
袁世凯翻译完以后,不顾腰酸背疼,先通读了一遍,不禁愣在那里,他没料到黎元洪下了这么大决心,竟要用苛烈手段来直接把张振武正法。他立刻让梁士诒把赵秉钧、冯国璋、段祺瑞、段芝贵几个心腹叫来商议。袁世凯唯恐自己翻译的密电有错误,误解了黎元洪的意思。梁士诒建议说不如回一份电报给武汉,让黎元洪确认一下。这一天袁世凯就没离开府邸,一直等到15日凌晨,黎元洪复了一份电报回来,这一次用的是明码,没那么多四骈六丽,只简单地说“元电(13日)确系本人主张”云云。袁世凯这才明确地知道黎元洪的主张,当即签署了一份处决令。
所以说洪钧这个人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据说他还曾经以干支代替“一”、“十”、“百”、“千”,改四码为三码,费用一下子减少四分之一,一年下来省下来的钱可达数万两。
19世纪的欧美活力十足,一旦有价值的新发明被提出来,立刻就会推广到四面八方,各国都狂热上马立项。短短二十年间,电报线已经象铁路一样,爬满了欧美各国。这个时候,远在亚洲的老大帝国才刚刚睁开眼睛,半是惊讶半是不屑地望着这个崭新世界。电报,不过是诸多奇技淫巧其中的一种罢了。
于是在10月10日,孙中山大摇大摆地走到中国驻伦敦使馆,迎头碰到了当时在英国学铸炮的一个学生宋芝田——此人后来官拜北洋陆军中将,是民国少有的几个以军工技术封将的人才——孙中山问他说使馆里有广东人没有。宋芝田说有个英文四等翻译官邓廷铿,是广东人。孙中山就走进去,找到邓廷铿,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两个人用粤语开始拉起家常来,十分亲热。邓廷铿是广东三水县人,其实两人在广州曾经见过一面,不过这都是后话,当时可谁也没想到。
舆论的控制管理,是邮传部电政司的一大职能。清末时人为了扩大舆论影响,往往采用电报与报纸相结合的方法,有什么大的新闻事件就发私密电报或者公开通电,然后报纸予以转载,这种方法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让信息传遍全国,在清末很是兴盛了一段时间。
在遏制了电报总局进军长江流域后,胡雪岩派人混进盛宣怀开办的电报学堂学习知识,基本弄清了架设电报的工作流程,还搞了几套密码出来。左宗棠随即上书朝廷,并获得独立建设长江电报支路的批准。
所以说丁日昌是中国电报第一人,实在是当之无愧。光他一个人就占了3项电报第一:第一个建设中国国产电报线、第一个设立电报学堂,还有就是“暴力拆迁”了中国第一条专用电报线路。
这可就苦了那些在中国作生意的外国人。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以前大家都没电报,日子也就凑合着过来;现在欧洲大陆电报密布,偏偏这个老大帝国不进盐酱,让习惯了现代文明的西洋商人们大为不满。
接到孙中山抵美的秘报时,杨儒正安排李鸿章访美的诸项事宜,忙得焦头烂额,一听到孙中山已到了旧金山,立刻头大如斗。他深知兹事体大,生怕这个极端危险的革命党人会对李鸿章作出刺杀或者人肉炸弹什么的,立刻取出孙中山的照片给密探辨认。密探确认在唐人街演讲的,正是那个胆大妄为的孙文。可是作了四年驻外使节,杨儒知道,孙中山如今在在美国的领土之上,他们这些使臣没有拘捕的权限。他立刻约见了时任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宣称这个狡猾的孙文是企图推翻中国政府的危险分子,希望美国能够协助拘捕,最起码也要仿效港英政府,把他驱逐出境。这个要求被奥尔尼拒绝了,而且警告杨儒不可以在美国领土上有什么轻举妄动,否则可能会发生外交冲突。
龚照瑗得知孙中山落脚沃里克小巷后,颇有些惊讶。如果仔细查看伦敦地图的话,就会发现孙中山这间公寓离中国使馆离的很近,他为何甘心住的离虎口如此之近呢?龚照瑗召集一批随员商议,最后他的侄子龚心湛分析说可能是因为孙中山本人也十分渴望了解国内情况和对自己的通缉声势,而想知道这一切,就必须要通过中国驻伦敦使馆。龚照瑗觉得言之有理,遂下令让使馆内工作人员都提高警惕。

陈宦之所以来找自己这位老师,除了因为骆成骧名气大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骆成骧当初在辛亥革命的境况与他很相似,都是故主恩重,形势迫人。当时革命风起云涌,清廷已是岌岌可危。骆成骧一方面签名联署劝清廷逊为位,表明立场;一方面他又禁止自己家人参与革命,说“清政久失人望,不免于亡,予岂不知?然革命事业,人可为,汝不可为,以吾家所受知遇,非众比也!”以表示自己顾念旧恩。他的这种举动虽被许多激进革命党人嘲讽,却颇赢得老百姓和社会舆论的赞同,都说他知恩图报,公私分明。
当然,也并非一味为了省钱而尽量减字。中法战争在台湾打的最激烈的时候,张之洞一日之内三电李鸿章,每封都在数百字,详述战况,以免贻误战机。
警方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倘若等到塔维抵达帕丁顿,再转乘别的火车离开伦敦,就会让缉捕变得极其困难。他们最初打算用马车传讯,可马车的速度岂能赶上火车?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忽然想到了连接斯劳车站与帕丁顿车站的新型电报。虽然大部分警官对电报是什么还懵懂无知,不过死马当活马医,事急从权,也只好拿这东西来试试看。
其实莫尔斯在电报机上的造诣,并不出色,技术含量也远不及科班出身的惠更斯,还得靠另外一位技师阿尔弗雷德·崴尔的帮忙,才制造出可以实用的设备。但莫尔斯真正的贡献在于,让电报信息由空间组合变为时间序列,解决了电报技术实用化中最大的难题。
当这一切工作都准备就绪以后,大北把几条工程船伪装成趸船,白天停泊在出海口,夜里抓紧施工,偷偷把海线引入长江,顺着黄埔江直接架进上海水域,在张华浜对岸的浦东红庙设置了第二个电报房,并于1871年6月3日正式开始通报。
这是一个相当巧妙的设想,可惜的是由于几何学上的限制,这个机器只能传送20个字母,J、C、Q、U、X、Z是没法表示的。
苏格兰场的警官们立刻跑进电报室,命令发报员立刻向帕丁顿站拍发塔维先生的外貌描述,要求帕丁顿车站的警察在火车一进站就立刻执行拘捕。
1916年5月3日,陈宦在摸清楚了湖南汤芗铭和南京冯国璋两位大佬的态度之后,胆气总算壮了起来,发出了第一封通电,劝说袁世凯退位。同时他还在电报里强调各地不能追究袁世凯的责任,即便退位也要享受若干福利云云。经了骆成骧的指点,这份通电立刻收到良好效果。各地报章都纷纷表示赞赏,北洋系也乐见其言。在北京的段祺瑞很欣赏陈宦的提议,整理成退位优待的六项条件,递呈袁世凯。一时间就连袁世凯都觉得陈宦还算讲义气。
此时飞鹰号正停泊在大沽口。荣禄立刻给飞鹰号管带、后来中华民国的第一位海军上将刘冠雄下了一道命令,让他马上拔锚启航,不惜一切代价追上重庆号,捉到康有为后就地正法。刘冠雄是甲午海战后硕果仅存的几位海军提督,他接到命令以后,立刻出动。不料飞鹰号在海上开了一段时间,刘冠雄却突然返航,报称说因为出发匆忙,船上煤水没有加足,不堪续航。荣禄虽然大怒,却也无可奈何,因为飞鹰号当时确实与僚舰飞霆号刚刚结束训练回航,停泊不足三小时即被命令出发追击。
这封电文的手笔出自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此人事迹容后详叙。总之这份电报文笔斐然,废话连篇,绕来绕去中心思想只有一句:“张振武是坏人,请总统把他给杀了吧。”要说袁世凯也是够辛苦的,他堂堂一代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刻却作起了电报生的工作。这封电文差不多有600多字,而且全是加过密的,要逐字对照密码本翻译,其效率可想而知。何况袁平时日理万机,哪里有时间来练习译电,手法格外生疏。这一译,一直译到了次日清晨,才算是译完。梁士诒在外面都快困得不行了。
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在他之前,一代名臣沈葆桢曾经申请在台湾设立电报局,李鸿章和奕䜣也十分赞同。本来两宫太后也都点头了,但因为朝廷里的顽固派反对,最后终于未能成事。反对派里最强硬的一个人是工科给事中陈彝,他写的奏折拿现在的眼光来看特别可爱,不妨录上一段如下:
张树声身为封疆大吏,自然传下家财无数,据说仅张家名下的良田就有万顷之多,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豪富之家。按理说,生在这样的家庭中,只要不过于浪荡,那真的是可以躺在父祖余荫下吃喝玩乐一辈子了,但张冀牖却是这个豪富之家中的一只黑羊。他生平洁身自好,不赌博、不吸烟,不喝酒,虽然出身武门,生平却只爱结交教育和文艺界人士,和蔡元培、胡适等名人以及张闻天、侯绍裘等中共早期党员交往颇密。他在苏州投资创立了乐益女中,聘请柳亚子、叶圣陶、匡亚明等名流任教,此地后来还成为苏州历史上最早的中共独立支部所在地。
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这里姑且不提。不过东南互保事件却生动地表明,电报在短短几十年间,已经从国人眼中的洪水猛兽变成了中国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项关键工具。电报的迅捷让政治变得更加云诡波谲,变数更多。到了清末民初,更是电波纵横,往来频繁。可见电报已深深进入生活,给中国晚清政治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
更让段祺瑞郁闷的是,这封骂他的通电,却不是发给他的,而是发给一直主和的直系将领李纯,他不过是抄送。等于说,吴佩孚跟李纯咬耳朵说段祺瑞的坏话,还故意让他在旁边听清楚,这比当面指着鼻子骂更阴毒。
被袁世凯整得惨兮兮的隆裕太后,在通电里俨然成了一位英明神武的国主,中国行民国体制,那是女主深明大义的禅让诏令;现在看着民主不好,总统无德,女主下一道懿旨就能收回。这份气度,纵然是唐宗宋祖,也不能比及。
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宣布准备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进行官制的改革以适应新的形势要求。于是清廷首先把掌管外交的总理衙门改组成为外务部,随后又新成立了管理商业的商部、管理国内安全的巡警部。1906年,清朝政府正式对六部制度进行彻底的改组,在把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兵部改为陆军部、刑部改为法部、工部和商部合并为农工商部之余,又设立了一个全新的“中央部委”,管理天下路、船、邮、电四政,称为邮传部。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上纲上线到忠孝的高度,沈葆桢也只得徒叹奈何。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朝廷内还在为电报争执不休的时候,福建又爆发了一起与这条电报线有关的弊案,这让本来就风雨飘摇的福台线雪上加霜。
清末中国虽然引入了电报和随之而来的密码概念,却不谙其道,只是机械地按照洋人教习操作,却未能从本质上加以重视。反倒是日本方面,早早就设立了专门负责监听、破译的电信课,培训相关人才。
黄遵宪一生追求诗界革命,早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就写出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这样的全新主张,反对清诗几百年来的拟古倾向,主张“旧风格含新意境”,用旧瓶装新酒,描摹现实。有他一力推动,晚清诗坛为之一澄,时人誉之为“诗史”。
最后长辛店一战,奉系大败。两军阵前的通电战争把胜负之势放大了十倍,吴佩孚的个人声望也因此达到了巅峰。乃至有人说奉系不是被吴佩孚打退的,而是被骂败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列强的环逼之下,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新思想、新制度的冲击,已经逼得这个老大帝国必须要做出改革以求得基本的生存能力了,这也正是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所提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上海的洋商们都在私下里嘀咕,说清政府根本就是在国境线上又筑起一道长城,看来惟有通过外交手段才能翻越这段障碍,让东亚与欧美联为一体。各国公使也各施手段,都设法想作吃螃蟹的第一人。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列强都忙着钻营游说的时候,第一个在中国土地上戳起电线杆子的,居然是一家名不见经传、也没政府背景的英国小公司——利富洋行。

骆成骧一向对陈宦这个学生好感不多,若不是要借他反袁,都不大爱理会他。如今袁世凯已死,骆老爷子心满意足,至于陈宦会因为这封通电下场如何,他就没兴趣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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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评论

Comments

朱晦
与真诚为伴。
了2

但还是想吃点东西,

曹海莹
我想做一个终结者,
、良言
前天掉了五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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