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美的说,

                      这封电文的手笔出自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此人事迹容后详叙。总之这份电报文笔斐然,废话连篇,绕来绕去中心思想只有一句:“张振武是坏人,请总统把他给杀了吧。”要说袁世凯也是够辛苦的,他堂堂一代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刻却作起了电报生的工作。这封电文差不多有600多字,而且全是加过密的,要逐字对照密码本翻译,其效率可想而知。何况袁平时日理万机,哪里有时间来练习译电,手法格外生疏。这一译,一直译到了次日清晨,才算是译完。梁士诒在外面都快困得不行了。
                      维皇汉九有,奠安东陆,时流漂荡,越在迍邅。缅维祖德,孰敢怠荒?复我邦家,义取自拯。故辛亥之役,化私为公,志在匡时,道维共济。袁乃睥睨神器,妄欲盗窃,内比奸邪,既多离德,外遂孱隤,甘为犬豚。是以四郊多垒,弗知惭悚,海陆空虚,弗思整训,财用匮竭,弗事劝徕,健雄失养,弗兴学艺,室如悬磬,野无青草,犹复养病外蒙,削国万里,失驭东鲁,屡堕岩疆,遂使满、蒙多离散之民,青、徐有包羞之妇,扼我封疆,揕我心腹,皇皇大邦,苟为侮戮,日蹙百里,媚兹一人。觉我侠士雄夫,所怒目切齿,惊惧忧危,而不可一朝居者也。夫天道健乾,义惟精一,在德则刚,制行为纯,故土不贰节,女不贰行,廉耻之失,谥曰贱淫,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自民族国家,威灼五陆,雄风所扇,政骛其公,国竞以群,是以乾德精刚,宜充斥里闾,洋溢众庶,旁魄沆瀣,蔚为骏雄,故辛亥之役,黜君崇民,扬公尊国,所以高隆人格,发扬众志,义至精而理至顺,故虽旧德老成,去君不失忠,改官不降节。袁氏身奉先朝,职为臣仆,华山归放,仅及四纪,载瞻陵阙,犹宜肃恭,故主犹存,天良安在?顾藐然以槽枥余生,不自揣量,妄欲以其君之不可者而自为其可,是何异饰马牛之骨,扬溲勃之灰,以加臭乎吾民,以淫污乎当世,而令我令公先德,皆为其贱淫,白璧黄金,尽渲其瑕秽,此尤我元戎巨帅,良将劲卒,硕士伟人,所同羞共愤,深恶痛绝,而不能曲为之宥者也。汇此种种,袁氏之恶,实上通于天,万死不赦。军府奉崇大义,慨念民生,谨托我黄祖威灵,恭行天罚,辄宣兹义辞,告我众士,招我同德。今将历数其罪,我国民其悉心以听!夫国为重器,神严尊惮,复载所同。建国之始,义当就职南京,明其所受;袁乃顾影自惭,妄怀畏惧,阴纵部兵,称变京邑,用以要吓国人,迁就受职,使国权出于遥授,玩视国家之尊严,其罪一也。活佛称异,势等毛羽,新国既成,鼓我朝锐,相机挞伐,举足可定;袁乃瞻顾私权,妄怀疑忌,全国请讨,置不听从,迁延养敌,废时失机,授他邦以蹈隙纵刃之间,失主权于外力纠纷之后,遂使巨蜿蜒嶂,弃此南金,万里边城,跃马可入,贻宗邦后顾之殷忧,损五族雄飞之资望,其罪二也。政体更新,荡涤瑕秽,私门政习,首宜改选,故内阁部首,须获议院同意,所以树公政之基,明众共之义;袁乃病其严责,阴图放佚,于第一次内阁联翩去职之后,尽登媕宠,嗾使军警,围逼议员,索责同意,用以示威国人,开武力政治之渐,使民意机关,失其自由宣泄之用,其罪三也。国有大维,是曰法纪,信守不立,谥为国难,乱政亟行,于焉作俑,故侵官败法,为世大诟;袁为元首,尤宜凛遵,乃受事未几,即不依法定程序,滥用政府威权,诬杀建国勋人张振武,使法律信用,失其效能,国宪随以动摇,政本因而销铄,其罪四也。国宪之立,系以三权,共和之邦,主权在民,立法之府,谊尤尊显,地方三级,制实虚冗,建国除秽,亦既罢斥。袁乃急欲市恩,妄复旧制,不俟公决,辄以令行,使议院立法,失其尊严,国权行使,因以紊乱,其罪五也。
                      就这样,外有列强的重重压迫,内有洋务诸名臣的极力推动,几经反复,发端于西洋的有线电报终于在中华帝国奠定了自己的地位,获得了国人的认同。
                      儿子五岁即读长篇历史小说,大学想攻文史,结果却读了通信工程专业,又到大河网从事技术工作。知子莫如母,我欣赏他的文学灵性,明白他的理想守望,却没有竭力促成他的文学梦想,原因在另一篇文中谈过:“怕是我的文学生涯勾惹了他,怕他早早学了文人的做派而又练不就文人的能耐,怕他滥用了文人的感情而又长不硬文人的风骨,怕他贪图文人的风流而又经不起文人的艰辛。”如今新书付梓,儿子一偿夙愿,我密云不雨的心头终于下了第一场雨。
                      他第一次打通电战,是在1918年。1918年是个多事之秋,北洋军和护法军一南一北,打得如火如荼。吴佩孚当时任中央陆军第三师师长,他挥师入湘,几个回合下来,打得谭浩明、陆裕光的湘粤桂联军满地找牙,最后第三师轻轻松松占了岳州、长沙,整个湖南都被纳入北洋系的麾下。
                      从官府的角度来说,除了同样要头疼高昂的电报费用以外,还多了一层矛盾。那就是“官报”和“商报”的顺序之争。
                      5月12日,陈宦又发出了第二封通电,敦促袁氏赶快作出决定,语气比上一封要严峻得多。这就是骆成骧定下的“徐图缓进、由小及大”之计,先从私义起,给袁氏私人照拂,逐渐升温为公义,待世人了解陈宦公私难以两全的困境,届时再一纸声明,方奏全功。
                      这封电报的意思是,你让我背叛张作霖当叛徒,行啊,你先背叛曹锟先,咱们哥俩都是王八蛋了。语意直白粗俚,跟吴佩孚的行文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但道理却说的清楚无比。
                      当然,也并非一味为了省钱而尽量减字。中法战争在台湾打的最激烈的时候,张之洞一日之内三电李鸿章,每封都在数百字,详述战况,以免贻误战机。
                      两天后,在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支持下,由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上海道余联元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了《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东南互保”条约。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各省巡抚均派出代表参加仪式,各国对此条约都颇为赞赏,英国虽然由于未能达到独霸长江流域的目的,一直不愿签字,但是毕竟孤掌难鸣,也只有委委屈屈地默认了。
                      所以慈禧一反手,光绪皇帝就翻身落马,戊戌六君子或死或逃;所以戊戌变法在史书上,就被后世人取了个别名“百日维新”。一场变法强国的春梦,终究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
                      1926年初,张学良在东北入关,吴佩孚攻入河南北上,奉、直两系合击从直系倒戈而出的冯玉祥,逼得国民军退出京津,困守南口。邵飘萍烦透了这些军阀,非常同情冯玉祥,一直在报纸上为冯玉祥摇旗呐喊。奉军进入北京以后,曹锟复出。一向看不起曹锟的邵飘萍这次决心玩儿一把大的,他不听其他编辑的意见,自作主张作了一期《京报》的特刊,要学古代的祢衡,把这些直、奉大佬们好好骂一个痛快。
                      盛宣怀和李鸿章商量妥当之后,才向各地转发清廷的电报,但同时他又嘱咐手下“但密陈督抚,勿声张”,并迅速电告各地督抚,要他们不要按照电报上的命令执行,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这封电报是被暴民胁迫下发出的“伪诏”!这就给各地督抚提供了一个道义上的借口,既然是“伪诏”,又何必要执行呢?张之洞当即用电报回奏朝廷,“恳请严禁暴民,安慰各国,并请美国居中调停”。
                      中国最流行的加密方式,在密码学上叫做位移式。这种加密方式说来简单。只消事先约定汉字的编码数字增减,就可以随意进行私人之间的机密交流,大大降低了加密的门槛,只要具备最基本的运算能力,就能用得上,而且保密效果良好。比如说蔡锷在北京准备去云南,就事先跟梁启超约定一句诗“我自横刀向天笑”,“我”字设定编码减少301,“自”字设定编码增加200,等等等等。
                      比莫尔斯发明出他的电报机早84年的1753年,就有人试图用电力来远距离传递信息,这时候离伏打发明电池还有40多年呐。这位名叫摩利孙的老兄的设想很简单,很直观,也很有趣。我们都知道,静电感应是可以吸引灰尘、纸片这样的轻薄物体的。摩利孙就利用了静电的这一特性,从发报点到收报点扯了一束26根的金属导线,每根导线的末端都挂着一个金属小球,球下面又挂着一张写有字母A~Z的小纸片。发报端的人用静电机依次连接导线,导线另一头的纸片会被吸起来,收报端的人就可以按照字母纸片被吸起的顺序组成文字。这种方法稍微一推断,就明白投入实际应用的难度有多大,试想静电能有多大功率,又可能传递多远呢?就算功率问题解决了,发、收信繁琐,容易出错等问题也是这种静电电报的致命伤。所以虽然后来还有许多发明家沿着摩利孙的思路继续研究,但是始终没有一个人能造出一台用于实用的静电电报机。
                      比如说,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二十七日,中法关系正在紧张的时候。李鸿章发给过总理衙门一封电报:“密廿六幼樵电告闽河口来法兵船三只鸿沁”,全文共有18字。幼樵指张佩纶,鸿指李鸿章,全电文的意思是,福建海境出现了法国来的三只军舰。

                      孝感通电是在临时国民政府成立之初,驻兵孝感的段祺瑞联名北洋集团46名高级将领,给清廷发了一个通电要求实行共和政体,威胁要从孝感撤回保定“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此举吓坏了隆裕太后,几天以后被迫宣布宣统退位。
                      甚至为了抓料,他敢带着自己的夫人汤修慧去逛八大胡同的窑子。汤修慧是江苏人,能跟窑子里的南班姑娘交谈,听她们诉苦。凭借这个情报渠道,邵飘萍从曹锟的亲信李存青那里挖出了曹锟贿选大总统的重大新闻,在《京报》上以头版登出。曹锟大怒,下令查封《京报》,通缉邵飘萍。后来《京报》复开,邵飘萍在北京闲不住,一人一车单枪匹马去了山西给阎锡山作专访——要知道,那会儿兵荒马乱,可不像现在有石太高速公路。
                      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宣布准备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进行官制的改革以适应新的形势要求。于是清廷首先把掌管外交的总理衙门改组成为外务部,随后又新成立了管理商业的商部、管理国内安全的巡警部。1906年,清朝政府正式对六部制度进行彻底的改组,在把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兵部改为陆军部、刑部改为法部、工部和商部合并为农工商部之余,又设立了一个全新的“中央部委”,管理天下路、船、邮、电四政,称为邮传部。
                      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宣战诏书》,同时向12个国家宣布开战,史无前例。宣战后,清廷将《宣战诏书》转电各地,并命令沿江、沿海各省“召集义民”、共御外侮。
                      1881年,盛宣怀家中有事,请假回南方。恰巧此时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政府命在籍守制的李鸿章赴天津部署军事,李鸿章也急招盛宣怀销假回津。由于牵涉到中日两国在朝鲜利权的争夺,各国对此事都很关注。壬午兵变期间,由于现有的通讯方式效率太低,英、法、德、美各国纷纷要求清廷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还要求添设由上海至广东各口及宁波、福州、厦门、汕头的海线。
                      恰好这个时候,胡雪岩向汇丰银行所借的一笔款项到期,需要偿还本息共80万两。这笔钱本不是胡雪岩私人所用,而是由他做中间人向外国银行所借,还款的时候也是由他出面为国家先行垫付,再由各地财政给他补上。若在平时,这80万两银子还不在胡雪岩眼里,随手就垫上了,但无奈此时青黄不接,他也只好眼巴巴地盼着上海的协饷能尽快到账了。
                      〖在舍佩托夫卡火车一站的报务室里,三架莫尔斯电报机啪嗒啪嗒地响着,只有内行人才能听懂这不绝于耳的密语。
                      这一次中国和丹麦谈判既开,曾纪泽忽然看到了希望。他跟李鸿章说咱们已经允许大北公司的南北二线登陆了,如果拒绝大东公司的请求,英国人肯定不干。咱们不如也让大东公司在上海上岸——虱子多了不咬,不差他一家争利的——拿这个作筹码,让英国人自己去对付东印度公司,逼他们接受加税。李鸿章有点犹豫,他觉得电报利薄,鸦片利丰,英国人算盘打的精,未必肯这么牺牲。
                      进入北洋系统之后,盛宣怀被李鸿章委任为派委行营内文案,兼任营务处会办,相当于李的机要秘书。在这个位置上,盛宣怀干得很出色,他的文笔既快且好,传说一日可达万言。人事也处得不错,和李鸿章麾下淮军大将郭松林、周盛传等人关系很好。一年多后,盛宣怀被保升知府,升道员,赏二品花翎顶戴,升迁的速度可以说是相当惊人了。
                      甚至为了抓料,他敢带着自己的夫人汤修慧去逛八大胡同的窑子。汤修慧是江苏人,能跟窑子里的南班姑娘交谈,听她们诉苦。凭借这个情报渠道,邵飘萍从曹锟的亲信李存青那里挖出了曹锟贿选大总统的重大新闻,在《京报》上以头版登出。曹锟大怒,下令查封《京报》,通缉邵飘萍。后来《京报》复开,邵飘萍在北京闲不住,一人一车单枪匹马去了山西给阎锡山作专访——要知道,那会儿兵荒马乱,可不像现在有石太高速公路。
                      惠斯通后来一直致力电报机的研发,在海底电缆、自动拍发等领域都做出了巨大贡献。1859年,他还曾受邀作为大西洋海底电缆的技术顾问。他与库克合作注册的电报机专利,给他带来的收益有30多万英镑,可谓名利双收。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所有的历史书上,都写着他是电报发明的前辈先驱,与摩利孙、查佩兄弟、许林格并列。电报发明者的荣誉,却与他失之交臂。
                      儿子五岁即读长篇历史小说,大学想攻文史,结果却读了通信工程专业,又到大河网从事技术工作。知子莫如母,我欣赏他的文学灵性,明白他的理想守望,却没有竭力促成他的文学梦想,原因在另一篇文中谈过:“怕是我的文学生涯勾惹了他,怕他早早学了文人的做派而又练不就文人的能耐,怕他滥用了文人的感情而又长不硬文人的风骨,怕他贪图文人的风流而又经不起文人的艰辛。”如今新书付梓,儿子一偿夙愿,我密云不雨的心头终于下了第一场雨。
                      有趣的是,吴佩孚的上司曹锟却与他形成了鲜明对照。在直奉开战初期,奉军大举入侵,曹锟听了弟弟曹锐劝说,本无意开战,奈何麾下众将群议汹汹,几乎酿成兵谏。尤其是吴佩孚,已经用电报把奉军骂的狗血淋头,若不开战,这脸面往哪里搁?
                      大北公司这个逻辑十分混账,既牵强又蛮横。但俗话说的好,人至贱则无敌,他们都耍赖耍到这份儿上了,反而不太好应对。盛宣怀正琢磨着该说什么好,一直在旁边不吱声的郑观应出手了。
                      不过这个“入神”的饶汉祥偶尔也有走神的时候。二次革命以后,他代黎写了一大堆《先选举总统电》、《解散国会电》、《请叙克定赞助共和功》的电文,极尽肉麻吹捧袁大总统之能事。一代枭雄袁宫保看完以后鸡皮疙瘩掉了一地,特地回电说老弟你别说了,这说得已经快是羞辱我了。
                      当时电报局实行的是“学堂与电局相表里”之制度,进入电报学堂就学的学生,自动就担任电报局的电报生。他们的薪水分为4等12级,要想薪水提一个档次,就要通过考试进入更高一级。考试共分10项业务,每项业务20学分,最终的薪水是根据考试所获得的学分来确定的。这就好比当年的大学生毕业包分配,而且电报局的薪水又颇为丰厚,自然吸引了不少人趋之若鹜。社会上也把电报与银行、铁路、海关等其他3门职业一同称为“金饭碗”。
                      不得不说,“官督商办”这一招在中国电报事业的前期发展中,是起了不可磨灭甚至是决定性的促进作用的。不但解决了资金匮乏的根本问题,而且商人们灵活先进的管理、经营,也不是官僚机构所能比拟的。从光绪八年(1882)三月初一日起,短短两年间,8万两的初始资本膨胀了10倍,到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资本总额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20万元。
                      丁日昌为人正派,作风强硬,理所当然地招致了其他颟顸官员的排斥。那些官员面上不敢说什么,私下里都骂他是“丁鬼奴”。这个外号是有原因的,因为丁除了会内治以外,还熟悉洋务,跟江南造船厂等洋务企业渊源颇深,经常跟洋人打交道。恭亲王奕䜣就因为支持洋务,被人骂成是鬼子六,这次丁日昌更惨,连鬼子都算不上,只是一个鬼奴。
                      1926年初,张学良在东北入关,吴佩孚攻入河南北上,奉、直两系合击从直系倒戈而出的冯玉祥,逼得国民军退出京津,困守南口。邵飘萍烦透了这些军阀,非常同情冯玉祥,一直在报纸上为冯玉祥摇旗呐喊。奉军进入北京以后,曹锟复出。一向看不起曹锟的邵飘萍这次决心玩儿一把大的,他不听其他编辑的意见,自作主张作了一期《京报》的特刊,要学古代的祢衡,把这些直、奉大佬们好好骂一个痛快。
                      失之英吉利东隅,收之美利坚桑榆,英国海军话音刚落,莫尔斯电码便在北美大陆呱呱坠地,不思进取的约翰牛就这样把发明电报的殊荣拱手让给了扬基佬莫尔斯。

                      李鸿章是何等样人,在官场里摸爬滚打一辈子,已经老成了精的人物,听了盛宣怀有理有据的分析,自然连声称妙。于是便命盛宣怀暗中主持准备工作,并写下亲笔书信,吩咐盛宣怀执此信悄然奔赴上海,请李的老友、时任太古轮船公司总经理的郑观应共襄此事,一同筹划办理电报建设。

                      有趣的是,吴佩孚的上司曹锟却与他形成了鲜明对照。在直奉开战初期,奉军大举入侵,曹锟听了弟弟曹锐劝说,本无意开战,奈何麾下众将群议汹汹,几乎酿成兵谏。尤其是吴佩孚,已经用电报把奉军骂的狗血淋头,若不开战,这脸面往哪里搁?

                      丁日昌是中国电报第一人,这一点史无疑义。但他只是占得一个“先”字,若是要谈到对中国电报的影响,有一个人比丁日昌更为举足轻重,他就是盛宣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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